【我们读世界】重建理想的精神圣殿——解读《血染的木棉》的精神文化内涵
李少咏，逍遥镇人，洛阳师范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在今天这个社会转型带来剧烈的生活和精神动荡，甚至“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马克思语）的时代里，我们需要梦想，需要以梦想的形式还原我们的某种记忆，从而借以重建我们心中理想的精神圣殿。因为正如加什东·巴什拉所说，“梦想表明了一种安逸状态”，“当梦想增添了我们的安宁时，整个宇宙都为我们的幸福作出贡献”。
周建军先生的小说《血染的木棉》，带给我们的就是一份可以帮助我们重建理想的精神圣殿的梦想之旅。
一
我想，我们可以从社会记忆与个人记忆的角度理解周建军先生的这部以当代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战争——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创作出来的小说。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上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小小链环，我们都是活在历史中，“历史多方面、多色彩地塑造了我们”（保罗·利科尔语），它规定我们，规定着我们的话语，而我们则无时无刻不在以自己的形式和自己的话语宣示着历史的规定。我们的文学艺术和所有其他学科一样，事实上每天所做的，就是在宣示历史对人的规定以及我们在这种历史的规定性中寻求自我和人类整体的幸福与快乐的努力。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是有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之分的。而我们认为，这两者根本上是一体的。回忆与怀旧可能是被漂泊无依的感觉困扰得无处遁逃的现代人寻求灵魂救赎的最后一束稻草了。
这首先当然是因为人生只有一次，具有“不能倒带”的一次性本质；而另一方面，生命皆在成长，花必须开才能谢，人必须向死。但在历史时间中，正向、反向皆可能出现；在倒带中，过去可以出现；在回忆中，过去可以重演；在小说中，生命同样的可以再一次映现。
而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这种回忆与怀旧则往往表现为某种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谓的集体记忆。因为在哈布瓦赫看来，“我们关于过去的概念，是受我们用来解决现在问题的心智意象影响的，因此，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这种立足现在对于过去的重构，也就是埃里亚斯所说的找回事件的心理图景。
在我们的认知领域内，事件总是按照一定的次序历时排列，而非杂乱无章地共存于一个平面的心理图景，不是一种天赋的认知能力，而是他所讨论的一种文明化进程长期发展的结果。首先，互动链的加长，人类协调活动范围的加大，要求在更多的原来不可直接比较的事件之间建立可比较的关系，这种比较关系的建立只有引进第三个公共的、标准化的事件序列作为媒介才成为可能。这第三个序列，粗略地说，就是一定区域内的公共时间坐标。公共时间坐标的建立又使更大范围和更广泛的社会协调活动成为可能。公元纪年的建立原则上使所有事件都成为可比较的事件，即可确定事件间次序的事件。标准时间的确立反过来又对个人生活中的事件产生了一种制度性的约束和压力。其次，文明化进程要求对人身体的能量进行更严谨的调控和组织，其结果一方面是对个人生活的极其琐碎的定点和划分，一方面在有效降低狂暴性情感迸发的情况下，个体获得了绵延的“同一性”，同时获得了我们前面所说的事件历时有序的心理认同。埃里亚斯观点的意义在于他指出了现代人看来自然的按一定次序感知和记忆事件的能力所需要的社会和心理条件，同时他的研究也隐含了对现代意义上的“事件感”——即任何事件都是一有现实对应性的不可重复的实体——的形成的分析，因为事件获得其“事件性”同其在一个有次序的事件序列上的定位是一个构建过程的两个方面，没有后者，一个事件就是一个同他事件混杂在一起的，并且经常是互涵和交迭在一起的，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区分的模糊团，如同水中的水滴（water in water）。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商品消费社会的兴起，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一种新型的记忆书写实践也应运而生。人们在扑面而来的新的社会发展大潮中目睹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化，消费文化的逐渐成型，国际资本的迅速融入，当然更重要的还有整整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识的淡漠甚至退隐。“在全球化统一趋势的压力下，历史蜕变为无香无臭的商品，虚化、软化为电视屏幕上的形象。”正因为有感于此，文学、电影、电视界的一批有识之士才开始不遗余力的呼吁直到最终行动起来，致力于努力唤醒人们日渐沉睡下去的历史记忆。文字、音乐、影像，各种同质而不同形的书写实践在中国社会刮起了一股巨大的怀旧之风。从“毛泽东热”的悄然兴起，到《小芳》、《同桌的你》等流行歌曲的风靡，每天疲于奔命的现代人似乎突然在“故纸堆”里找到了可以让自己忙碌疲惫的身心得以暂时放松休息的“世外”角落。正是感应着这一社会思潮，周建军先生十年磨一剑，推出了这部灌注了自己无数心血和一段时期内几乎全部的生命激情的《血染的木棉》。
二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怀旧之风的勃然兴起可以说是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人民生活中出现的一大奇观。文学艺术创作对于这些方面的描摹与展示，是如老式公共汽车上用八十年代的三洋录放机播放的经典老歌一样，足以让经历过那些年代的人们如痴如醉流连忘返的。随着大量本土作品和台湾校园歌曲为代表的外来作品的越来越势头强劲的涌现，“集体记忆与怀旧情结”也成为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热门话题，无论是官方、媒体、民间还是演艺界、学术界，人们在谈起这一话题之时，或长或短，都能够说出一些子丑寅卯来。在这其中，大家最为相近的一种说法，就是
“怀旧之风的兴起给精神疲惫的当代中国人带来了一次大规模的旧梦重温”。
“怀旧之风的兴起”背后隐含着浓烈的怀旧情结和人们重建理想的精神圣殿的隐秘而又异常强烈的渴望，这已经是今天的中国人的一个理性共识。它充分说明了已经成为过去时的故事和人物对于当代人来说仍然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的魅力，因而使得我们通过阅读和欣赏文学艺术作品重温自己的光辉旧梦成为可能。
怀旧之风中出现的大量作品，一次次带给我们的差不多都是最直接也最明显的“阅读记忆”，创作者用往往使用一些铺叙和直白的方式来表表现他们自己曾经经历或者用心收集的过去时的故事，中间当然加入了他们自己对于已经植入他们记忆深处甚至整个生命之中的这些故事和它们的主人公们的喜好与崇敬之情，这种主观情感表现的集体出现，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我以为是更加具有重要的人文价值和意义的。
周建军先生，还有我本人，我们和大多数怀旧之风作品的创作者一样，都是属于捧读着《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红岩》、《平原枪声》这些可以称之为红色经典的文学启蒙作品长大的。书中的杨子荣、肖飞、马英、老洪、江姐等都是我们们儿时最崇拜的英雄。我们都还记得，小时候做游戏时扮坏人的大伙都叫他杨百顺、何大拿，凡是当英雄的都是马英、肖飞，而几乎所有的小朋友都最怕人家喊自己特务、汉奸，这种崇拜英雄的情结从那时起就在心里扎了根，一直影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成年之后，这种道德力量依然令我们这一代人深深缅怀。就这个意义上说，那些“红色经典”是值得我们再顶礼膜拜一次的。它们表达的，的确是一代甚至两代三代人内心的对于它们和它们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怀旧之情，也正是我们对于民族集体记忆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国家方针政策的不断适时调整和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社会阶级阶层不断分化，三四十年代开始在上海、北平等大都市培育起来的市民阶层在经历了建国后历次运动的清理后几乎销声匿迹，而在这个新的市场经济时代重新抬头，与之相伴而生的市民意识也由原来的地下状态开始重新浮出水面且呈现蓬勃生长之势。我们稍加留心就可以发现，今天的精英文化已经逐渐退居边缘，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也不得不下嫁民间以求扩大其影响力与渗透力。于是，当今的审美文化格局便自然呈现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三种力量交融互渗、冲突互动的“大众狂欢”、“众声喧哗”的景观。在这种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社会语境中，各种文化力量的价值诉求都在寻求着自己最大的市场。《血染的木棉》的出现，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的。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发起自卫反击战。中国军队先后攻克越南谅山、高平、老街3个省会和17个县市，重创越军4个正规师零10个团，毙敌37300余人，俘敌22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摧毁了越南北部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设施。1984年4月2日，云南边防部队发起了收复老山、者阴山作战。4月2日至27日，中国边防部队对越军实施了持续的炮击，重创入侵老山的越军阵地、指挥所等目标千余处，为收复老山、者阴山创造了条件。1984年4月28日、30日、5月15日，中国边防部队先后攻占老山、者阴山、八里河东山，至此，全部收复老山地区被越军侵占的中国领土。从1984年5月中旬起至1989年10月止，中国边防部队在老山地区组织坚守防御，先后粉碎越军7次师团规模的反扑和1700余次的袭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周建军先生就是1984年轮战部队中的优秀一员。
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沉重地打击了越南当局的侵略扩张气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保卫了中越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人民解放军在作战中经受了复杂恶劣环境的考验。针对敌对异国国土作战和亚热带丛林地区高山、密林、谷深、路险等特点，发挥强大的地面火力威力，采取多路迂回、向心攻击，进攻和搜剿相结合的战术手段，给越军以沉重打击；克服了毒蛇、潮湿自然气候条件等危害，取得了边境地区长期坚守防御作战的宝贵经验。
这是距离中国人最近的一场战争。短短30年的时间，曾经身处那个大时代的人们，不可能忘记这场关系中国和平与发展可能的战争，也不可能忘记这场吞噬成百上千年轻生命的战争。这也是距离中国人最远的一场战争。这一点无关于生活水平的高低，更无关于战场本身的血腥程度，只在于人们的精神意愿，在于国人对历史的态度。无可讳言，今天，在许多人那里，历史已经被机械地简化为一串串冷冰冰的数字，冷漠与疏离便是自然而然的结局。周建军先生穷十年心力，以自己参加对于自卫反击战的战时日记为依据，创作出《血染的木棉》这部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旗帜的小说，的确是为我们的时代注入了一支强有力的精神振奋剂。
表面看来，《血染的木棉》展示的是一种个人的记忆；而实际上，他又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甚至共和国某个特殊历史阶段中某一部分人的共同记忆也就是集体记忆。
从哲学社会学的意义上说，一组记忆就像是一座大厦的墙壁，这座大厦被整体框架支撑着，并且受到相邻大厦的支持，因而得到加强和巩固。
换句话说，我们的记忆依靠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同伴的共同记忆素材组成的，它是社会记忆的宏大框架。因此，它需要来自集体源泉的养料持续不断地滋养，并且是由社会和道德的支柱来维持的。只有把这种记忆定位在相应的群体思想之中，这记忆才有价值，也才能够借助此把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重新建构起来。比如《血染的木棉》就是一款这种集体记忆，为我们重现了一段共和国的历史。
我们处身于一个瞬息千里的时代，一个大众传媒几乎左右甚至主宰了人们的一切活动的时代。要进行自我的清算，尤其是孤独灵魂的自我清洗与净化，是何等不易！
《血染的木棉》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永远感恩于我们头上的灿烂星空，我们心中的道德律令。有了它们，我们的精神才不至于沉沦于俗世的污泥浊水之中，也才能为我们的世界增添一份永恒的美丽与快乐。为此。我们必须重视自己民族的集体记忆，从中汲取最强大的精神力量。而进入民族集体记忆的最有效途径，是重现个人的生命记忆，因为个人记忆是民族集体记忆的基石，无数的个人记忆有机组合，就构成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
三
小说对于那场战争的描述是准确而又鲜明生动的。
全书开篇就充满了战争爆发前夕让人紧张的接近窒息的火药味。拉练到皖南某个偏僻小山村的某部连指导员邹安深夜接到紧急命令，飞车赶回团部参加紧急会议，命令很快下达，他所在的部队必须24小时内赶回营区待命。
根据军事常识，邹安判断要有巨大的军事行动了。
果然，部队要到老山前线参加轮战了。战争一下子走进了邹安和他的战友们之中。
开进，战前动员和强力训练，挺进战区……一系列行动被作家以纪实书写的笔触朴实无华的记录了下来。
接下来就是战斗、战斗、战斗！血与火的洗礼，血与火的考验，一·一五、二·一一、三·八、五·四，一场场战斗被作家朴实的笔触展示得纤毫毕现。在朴实的自然叙述中，作家有意抓住了诸如一排长姜山的爱人目送军列启程、李石头父亲病故通知等深具感人色彩的生活细节，让小说在冷酷的战争外观下显示出某种人性与人道主义温情。
在激烈的战斗中，边打边学，边打边改，掌握了大量有效的对敌战法，及时完成了拔点、围歼等战斗任务，表现出了中国军人高超的智慧和勇敢，邹安、李石头、王志浩、赵国林……一个个新时期的英雄人物活现在了我们面前。通过这些活灵活现的英雄战士的形象，我们更切近地了理解了我们的战士，了解了我们的军队，也了解了我们共和国的和平与稳定的来源之一，从而实现了对于共和国的热爱的由理性到感性的升华。
三八战斗中，坚守7号高地的班长马方伟拖着被打穿肚子流淌出来的一大截肠子，依然指挥幸存下来的几位战士奋勇杀敌。老兵赵国林小腿被炸断，为了不影响向更容易消灭敌人的地方爬动，他用自己的刺刀割断了仅连着肉的筋皮，掂起来那一节小腿扔掉，继续向前爬进。他们，真真切切地让我们感受到了新一代中国军人的伟大、可敬、可爱。虽然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已经残废甚或已经结束，但他们那不屈的身躯带给人们的，又岂止是震憾与感动！他们更是一个民族永远不可战胜的意志力的体现！
小说在艺术上最为成功的地方，不仅仅是它的真实性准确性带来的艺术震撼力，更引人注目的是它在每一章后面设置的附录的运用。那些附录中的内容，每一部分级可以独立成篇，又都是与小说本身密切相关的补充甚至升华。这些附录的内容，诸如越南女特工的故事和越方的嘉奖通报、邹安妻子柳芳和家人的故事、一个战士妻子的写的一篇文章、被俘叛变的某个军官的忏悔自述等等，细心一点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与小说主体的联系与区别。它们也是小说反映的生活的一些有机组成部分，却又是这部小说的叙述方式所难以处理的内容。以这种附录的形式出现，不仅弥补了不能直接表现的不足，而且在形式上也让作品无形中增加了大量的阅读张力。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在我们目前的小说创作中是十分新鲜的，有着令人耳目一新的艺术效果。它们对于作家以文字重建理想中的精神圣殿的目标的实现，无一起到了增砖添瓦的作用。
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说过一句影响深远的话：“历史是历史学家的经验。历史不是别人而是历史学家‘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唯一办法。”从人类认知特点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历史本体虽然是唯一的、永恒的，一旦被创造出来就无可改变，成为一种独立的、外在的客观存在，不再为人的意志和行为所左右。然而从人类认知的角度看，历史又是包含着浓郁的主观色彩的，甚至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历史只存在于人的记忆和思考之中，历史是什么样子，取决于人对它的记忆和思考之中。同样一部历史，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乃至不同的人对其会有截然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看法。这当然是由于人根本上说是一种历史性存在，不仅仅是历史认识的客体，同时也是历史认识的主体；人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不仅要研究历史即人的行为和活动本身，更重要的是探索人的行为动机、欲望、情感和意志。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热衷于研究历史了解历史，其出发点当然不仅仅是出于好奇，而是为自己的现实生活找到一些历史合理性的佐证。换句话说，人之所以要认识和了解历史，其目的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好地认识现实。而现实是历史的延伸，或者说现实本身就是历史的合力所造成的一种结果，因而，对于历史的认识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对于现实状况的说明，而这种认识的结果，则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现实活动，并且进一步由此切入而影响未来。比如对于战争以及历史文化的研究就能够使我们重新发现历史，发现文明遗产的价值，就象过去人们发现《蒹葭》、《采葛》是表现远古爱情的千古绝唱，《氓》、《我行其野》是弃妇咏叹的永恒经典，而《采薇》、《伯兮》是表现古代汉民族对战争暴力基本态度和感受的经典作品，它们反映了汉民族在现实生活、情感心理、理性认知三个层面对战争暴力的矛盾冲突，对于把握汉民族个性特征和社会特征来说，这两首诗的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军事学和心理学的价值远远超过其艺术价值。而在西方的《荷马史诗》中，我们发现阿迦门农的联军在特罗伊城外海滩登陆后，把船只拖上陆地，构成几道连环防御工事。这表明当时的航海民族不仅把船只当作海上运输工具，也把它当作军事防御设施，从而提供了远古地中海军事艺术和军事技术的宝贵信息。这使人想起西汉霍去病远征匈奴时，用运输工具武刚车在草原上“环接连城”，组成防御工事以对付匈奴骑兵的冲击。这表明各民族的人们在从事军事活动时，都遵循将日常生活条件与军事作战条件尽可能结合的原则，这是人类社会追求效率时的规律，只是不同生活环境表现为各种具体的形式而已。所以“荷马史诗”在军事学、社会学方面的价值与艺术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对于战争故事的演绎，一样有着为现实生活服务或者说寻找现实生活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因素。艺术家们就是要通过这种故事的叙事，实现一种重建理想的精神圣殿的梦想。这一点，也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知识界吸收与整合世界思想史的合理成分的结果。
接受主义美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是接受者赋予的，接受者知识结构的差异产生一种接受定势，这一定势将决定接受者只接受文本一种意义而排斥其它意义。历史学的使命在于总结过去，避免曾经有过的灾难，以便在未来的历史十字路口帮助人们作出明智的选择，从而把握人类自身的命运。就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战争小说不仅是为了更好地重新解释过去发生的战争或者说历史事件，同时还分担着历史学交付的部分使命，比如重建一份在人们心目中更为合理化的世界秩序等等。
正如人的记忆尤其是集体记忆是不会消失的一样，《血染的木棉》以及同类作品的出现，同样由于与人们的集体记忆和怀旧情结血肉相联，是属于人心中的历史的，因此，它们会永远保持自己的生命活力。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好《血染的木棉》，看好它将在我们重建人文道德理想尤其是重建我们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精神圣殿的世纪工程中扮演一个绝非无足轻重的角色。